高考考场外那条路，每年六月都会安静三天。汽车绕行，公交改道，连蝉鸣都显得克制。我站在警戒线外等一个亲戚家的孩子，看着空荡荡的马路，忽然想到这条街上原本最热闹的那家券商营业部，去年也悄悄搬走了。铁门拉下来的时候，门口还贴着几张开户送油的广告，油没送完，人就散了。

营业部撤走的原因不复杂。开户佣金从千分之三降到万分之一点五，用了不到十年。以前一个客户经理靠电话就能拉来几十万资金，现在年轻人打开手机应用，三分钟完成人脸识别和风险测评，顺带还能买点货币基金。柜台前排队的景象消失了，那些穿着红马甲盯大盘的老人，有的学会了用平板电脑，有的干脆把钱转去了银行理财。券商关店不是新闻，是算术。

钱在变少的地方，人就会往钱多的地方走。我认识一个做私募的老刘，前年把办公室从国贸搬到了望京一栋不起眼的写字楼里。租金省下一半，楼下没有星巴克，但隔壁就是几家数据标注公司。他说现在做量化交易，最贵的不是交易通道，是能看懂机器学习模型的应届生。年薪开到六十万，还得跟互联网大厂抢人。金融和科技的边界，在这几年变得模糊了。

这种模糊也体现在普通人的账本上。我楼下的快递员小周，每个月固定转两千块到某只指数基金里。他不懂市盈率，但知道过去十年沪深三百的年化收益比定存高。他的工友有的买黄金，有的换美元，还有人把钱借给老家亲戚盖房收一分五的月息。这些选择谈不上精致，但都是真实的资产配置。财经新闻里说的“居民储蓄搬家”，落到地上就是这些细碎的动作。

再说回考场。那三天里，附近酒店的价格翻了一倍，钟点房尤其抢手。有家长提前半年订房，也有家长在考点门口发传单，推销自己的志愿填报咨询服务，一单收三千到八千不等。信息不对称的地方就有生意。高考本身不创造GDP，但它牵动的消费、租赁、咨询、培训，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财经视角看过去，连焦虑都是可以定价的。

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，路口重新放行。我等的那个孩子走出来，说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没做完。我拍了拍他肩膀，没提基金和股票的事。他还有四年大学要读，也许将来会去券商，也许不会。但不管做什么，他迟早要面对那个安静过又热闹起来的路口，面对钱怎么来、怎么走、怎么留下的问题。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就像那条路，有时堵，有时空。